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关于转发《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办法（试行）》的通知

煤安监司办〔2012〕15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进一步突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工作重点，有效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贵州省安全监管局、贵州煤矿安监局在认真吸取煤矿事故教训，积极开展瓦斯、水害等重点整治和专项监察执法活动的基础上，制定印发了《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办法（试行）》（黔安监办〔2012〕85号，以下简称《办法》）。

现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学习借鉴，不断提高监察执法工作效能和工作水平，努力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

二○一二年五月九日



关于印发《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局机关各处室，各有关单位：

为坚决遏制重特大煤矿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工作，提高煤矿瓦斯、水害等重大灾害防治水平，促进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省安全监管局、贵州煤矿安监局在深刻吸取煤矿事故教训，探索解决安全检查专业不专、力量不足、重点不突出、成效不明显问题，开展“三位一体”执法试点之后，研究制定了《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办法（试行）》，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以“部门主导，重点整治，执法同步”为“三位”，“看病，开方，除病”为“一体”的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

现将《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切实抓好落实。



二○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12〕8号），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水害等重大灾害防治工作，有效防止较大以上事故、大幅降低一般事故的发生，促进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确保实现煤矿安全生产与全省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实现贵州煤矿事故两年“摘帽”奋斗目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三位一体”执法办法的定义。

（一）“三位”是指“部门主导，重点整治，执法同步”：

1.“部门主导”。即由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作为煤矿安全执法工作的主导。

2.“重点整治”。即对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地区和瓦斯、水患等灾害严重的煤矿同步开展安全生产重点整治，帮助煤矿企业排查诊断治理安全事故隐患，指导地方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促进煤炭产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3.“执法同步”。即组织（抽调）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执法业务骨干，聘请大中型煤矿企业、科研院所和工程设计等单位的煤矿安全生产专家和专业技术骨干（统称“专家”）共同参与组成若干个煤矿安全整治检查工作组，同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二）“一体”是指“看病、开方、除病”：

1.“看病”。煤矿安全整治检查工作组（一般由2名安全监管监察执法人员和2名专家组成，以下简称工作组）对照《煤矿安全规程》、《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和《煤矿防治水规定》等规章标准以及国家和省有关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深入煤矿、深入井下开展至少2天的安全生产重点整治和执法检查。通过调阅安全生产技术资料，实地检查井上下安全设施和条件，检查安全操作规程和技术措施落实情况等手段，对影响安全生产的矿井开拓开采、通风系统、瓦斯和水害防治、提升运输系统、电气系统、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等重点部位、重要环节、重大系统开展重点诊断检查，全面系统地提出煤矿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2.“开方”。工作组针对煤矿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提出《煤矿安全生产专家会诊报告》，提出安全生产工作建议意见，指导和帮助煤矿企业按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五落实”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后组织整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人员根据煤矿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事实，下达《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现场处理决定》，明确煤矿需要整改落实的内容；问题和隐患较轻的责令限期整改，较重的责令停产（停建）整改，严重的实施停产（停建）整顿、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并进行经济处罚等行政处罚；随后将《煤矿安全生产专家会诊报告》、《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现场处理决定》和整治检查总体情况通报给地方政府及其煤矿安全监管部门。

3.“除病”。地方政府及其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对照相应煤矿的《煤矿安全生产专家会诊报告》和《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现场处理决定》，以及整治检查总体情况通报，指派专人督促相应煤矿落实整改方案，监督指导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并组织煤矿安全监管执法人员、邀请专家参与组成复查验收工作组进行查处问题和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复查；被责令停产（停建）的煤矿，整改内容经复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建设），整改不到位或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依规提请地方政府予以关闭，确保安全事故隐患被消除，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针对驻在辖区煤矿企业存在的重点问题、突出问题进行跟踪监察，防范因隐患整改不到位和复查验收工作不实导致隐患没有得到根本排除，酿成事故。

第三条 “三位一体”执法的内容。

（一）通风安全管理。矿井必须具备“系统合理、设施完好、风量充足、风流稳定”的通风系统。矿井开拓部署、采掘布置科学合理，巷道断面符合规定要求；禁止采掘工作面无风、微风和不合理串联通风作业；井巷揭穿具有突出危险性的煤层前，必须具有独立、可靠的通风系统，防突反向风门位置、质量、强度必须满足防突要求；矿井供风量必须满足全矿井用风需要，严禁超通风能力组织生产。

（二）瓦斯防治措施。

1．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处于国家和省划定的突出区域的煤矿，严格按照《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要求进行煤层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评估和鉴定，评估鉴定方法科学合规，瓦斯参数测定完整准确，鉴定结论明确真实，安全防范措施有针对性。对煤层群开采的不得以个别煤层和局部区域，对单一煤层开采的不得以开采水平标高以上局部区域鉴定无突出危险性结论作为取消按突出矿井设计和管理的依据。

2．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措施。突出矿井和按突出设计和管理的矿井必须采取区域和局部“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优先落实开采保护层；穿层钻孔预抽区段煤层瓦斯；穿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瓦斯，消除突出危险后掘进运输、回风巷，同时顺层钻孔预抽回采区域煤层瓦斯；穿层钻孔预抽煤层揭煤区域瓦斯等4个方面的区域防突措施。

3．瓦斯抽采达标措施。突出矿井和高瓦斯矿井必须建立瓦斯抽采系统并确保可靠运行；采煤工作面、掘进预抽条带瓦斯抽采钻孔要均匀布置，控制整个开采块段和掘进条带的煤层，严禁瓦斯抽采存在空白带；瓦斯抽采与采掘布置要协调、平衡。煤层经抽采达标（煤层瓦斯压力小于0.74Mpa或残余瓦斯含量小于8m3/t）、消除突出危险后方可进行采掘工作，瓦斯抽采要实现瓦斯抽采设计、钻孔施工台账、钻孔竣工图、计量台账、抽采达标评判报告（消突评价报告）和抽采现场检查事实“六位一致”要求。

4．瓦斯抽采计量管理措施。抽采系统必须根据抽采达标评价需要布置瓦斯抽采计量测点，测定抽采浓度、流量、压力、温度等参数。特别是泵站主管、采区干管、底（顶）板抽采巷道和采掘工作面高、低负压抽采支管测点，均要安设瓦斯抽采计量自动监测系统，并且要并入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5．矿井避难设施符合规定。突出矿井的采区必须设置采区避难场所；掘进工作面必须设置防突反向风门，并且防突反向风门外还应设置安全可靠的避难硐室；掘进工作面爆破必须在避难场所或避难硐室内进行。

（三）水害防治措施。

1．防治水基础工作要求。查明井田水文地质条件，建立健全矿井水文地质报告、图纸和基础台账，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水方案；编制并落实有针对性的“雨季三防”措施；按规定配备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配齐专用探放水设备、建立专门探放水队伍。

2．落实探放水措施。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防治水原则和“物探先行、钻探验证、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防治水工作程序。认真做好矿井充水条件分析预报，确定探水警戒线。探放水应当使用专用钻机，由专业人员和专职队伍进行设计、施工；探放老窑老空积水最小超前水平距不得小于30m，止水套管长度不得小于10m。井下作业现场发现透水征兆时，要立即停止作业、撤出人员，认真查明原因、排除事故隐患。

3．保证矿井排水能力充足、系统可靠。矿井新建系统井筒或延伸水平井巷到底后，应当优先施工永久防、排水系统，永久防、排水系统形成前，不得施工矿井三期工程。矿井排水系统要保证至少一趟管径不小于150mm的主排水管路正常运行。

第四条 “三位一体”执法的组织领导。省安全监管局、贵州煤矿安监局成立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推进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工作的副局长和总工程师任副组长，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任成员。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由贵州煤矿安监局安全监察处具体承担，负责协调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有关事宜。

第五条 “三位一体”执法的工作职责。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机制，承担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职责，按照“部门主导，重点整治，执法同步”和“看病，开方，除病”的要求，有序开展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检查工作。

第六条 “三位一体”执法的重点对象。“三位一体”执法以煤与瓦斯突出、水害严重的重点地区和重点煤矿为对象。省属国有和国有控股煤矿企业要充分发挥安全生产引领和示范带头作用，带动重点地区和重点煤矿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消除瓦斯、水害等重大隐患。省属国有和国有控股煤矿企业要充分利用人才、技术和管理优势，积极配合和做好全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组织对所属矿井开展安全整治检查；要积极带动各类煤矿企业强化基层、基础“双基”建设和强化现场管理，大力提升安全质量标准化、通风管理、瓦斯和水害防治水平，推广和运用先进适用的安全生产新技术、新装备和新工艺，促进煤矿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第七条 “三位一体”执法的“三个结合”。“三位一体”执法工作要切实做到与联合执法相结合，实现进一步提升地方煤矿安全监管执法效率和水平；要切实做到与专家技术会诊相结合，实现专家把脉，诊断煤矿存在的重大安全问题和隐患，确保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到位；要切实做到与煤矿安全生产重点问题和重大灾害整治相结合，实现“查大系统、治大隐患、防大事故”，确保煤矿安全生产水平进一步提升。

第八条 “三位一体”执法的组织实施。

（一）省级“三位一体”执法的组织实施。省安全监管局、贵州煤矿安监局将根据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每年统筹组织开展2次全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上半年以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和水害隐患严重矿井为重点，兼顾高瓦斯矿井，按照《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煤矿防治水规定》和《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等标准规范的要求，并结合“雨季三防”工作要求，开展煤矿瓦斯和水害防治集中整治检查；下半年以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和高瓦斯矿井为重点，按照《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和《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等标准规范的要求，开展煤矿瓦斯防治集中整治检查。

（二）市（州）“三位一体”执法的组织实施。各市（州）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各牵头单位）应认真制定煤矿安全整治检查工作方案，各地、各类煤矿企业要根据本地、本单位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好煤矿安全监管监察“三位一体”执法工作，并及时上报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各牵头单位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调整相关组成人员，应如实统计上报参加人员工作量，落实专家补贴。

第九条 “三位一体”执法的机制构建。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严格履行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工作职责，各煤矿企业要切实落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积极构建“三位一体”执法常态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巩固重点整治检查成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