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问题研究

朱光忠

【摘要】
本文从公司股权转让法律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国外的立法和实践，对有限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文章认为：（1）股权转让人可以通过征集股东意见的方式代替股东会的召开；（2）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当规定合理的期限，逾期视为放弃优先权；（3）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不得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要求，但可高于甚至多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4）股东变更记载与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生效均无影响，股权变动应当自转让人书面通知公司之日起转移。

【关键词】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章程，变更登记。
【正文】

一、公司法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
无论何种性质的公司，股东的出资（本文对出资、股权、股份同义使用）均可转让，但因公司的性质不同，法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也宽严有别。本文对有限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不作阐述，重点对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问题进行论述。
（一）、限制的法理基础
1、人合因素
有限责任公司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资本的联合，但因其股东人数有上限的规定，资本又具有封闭性的特点，故股东之间具有人身信任因素，具有“人合”的色彩。 我国的有限公司具有“人合”与“资合”的双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不仅反映在有限公司对外关系上，也反映在它的内部关系上。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突出表现在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时的限制态度。 这种限制，其目的在于维护股东的紧密关系，避免公司因股东的变动而影响生产经营活动。
2、信用保证
由于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少，我国《公司法》 规定是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国有独资公司除外）。彼此之间一般比较了解，既重视公司资本的确定和充实，又能兼顾股东相互间信用关系的维持，关注股东本身的财产状况、商业信誉、经营能力等个人条件，由此势必强化股东对公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公司对外具有较高的信用品级。
3、经营管理需要
有限公司股东设立公司时，相互之间看中的可能不是资金，出资问题在有些股东看来并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公司中，双方或者多方合作可能是一种优势互补的结果，譬如，甲股东有充实的资金，乙股东拥有专利或者非专利技术，丙股东则擅长公司运作和管理。这样的合作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效益的提高，任何一方退出，都可能使公司陷于窘境，也违背当初合作组建有限公司的初衷。因此，对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予以适当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二）、限制的方式
1、过半数股东同意。
（1）、股东会的召开
《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根据该法第38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股东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因此，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应当召开股东会。由于股东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召开的时间和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 实践中一般一年召开一至二次。由于股东要求转让股权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由股东会定期会议对股权转让进行表决难合时宜。对转让人来说，等待时间过长，往往错过股权转让的良机。可行的方法应该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根据我国《公司法》第43条第二款规定，只有代表1/4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若转让人持有的股权少于25％并且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的，则该股东（转让人）无权单独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在股权转让人无权单独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时，如何启动股东会议程序，以及股东会应在多长期限内作出决议，我国公司法均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当对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保护持股较少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股权的顺利流转，减少股东纠纷的发生。笔者建议对《公司法》补充规定：“股东要求转让出资的，应当向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书面提出，董事会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一个月内通知召开股东会。”对此，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5条规定，公司应在股东完成转让计划通知之日起三个月期限内作出决定，否则，视为已同意转让。
（2）、股东会的决议
股东会对股权向非股东转让进行表决，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在这里，股东行使表决权是按照股东人数（一人一票）还是股东的出资额（持股比例）计算，公司法并未明确。《公司法》第41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按此规定，“全体股东过半数”似乎应指全体股东所持出资比例的过半数，即代表50％以上出资比例的股东同意转让就通过决议。笔者认为，此处“全体股东过半数”应是指股东人数超过一半同意即通过决议，实行的是一人一票制而非持股多数决。其理由是：
其一，根据有限公司“资合”与“人合”的双重性质，股东行使表决权也表现出“二元”特点：一方面，股东会会议以“资”计算股东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股东会又在通过个别决议事项时以“人”计算表决权。 如前所述，《公司法》对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予以限制的根本原因在于维系公司股东之间的稳定关系，在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质。股东会议在对“人合”性质的事项进行决议时，应当实行“一人一票”制。
其二，根据《公司法》第106条第2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特殊事项为为2/3）通过。该条明确规定是“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从两个条款的对比中不难判断，《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的“全体股东过半数”，应是全体股东人数的过半数。
其三，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该司法解释没有直接采用《公司法》的表述方式，即“全体股东过半数”。而是表述为“过半数股东同意”，这样表述涵义确定，为准确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相关条款提供了参考依据。
（3）、股东会决议的替代方式
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假如股东会议因召集程序缺陷而无法及时召开，或者借故拖延，转让人是否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得到救济？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并且必要，由于有限公司的人数较少，采取逐个征集股东意见的方式完全可行。也有学者认为，没有依法举行股东会，没有按照法定的议事规则集体讨论和研究，没有按照法定的表决规则行使股东表决权，如此形成的决议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决议程序，故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对此观点，笔者认为不妥。首先，股东会行使的职权中虽然包括“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但对股东会的召开方式和议事规则并未作出限制。相反，《公司法》对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公司机构的议事规则及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均授权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 可见，《公司法》对属于公司内部自治的事项，并未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而是授权公司的权力机构作出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用于证明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书面声明材料。”该司法解释对转让人征集其他股东意见的方式予以肯定，虽然针对的是夫妻之间的股权转让，但都属于“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2、保障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1）、优先购买权的涵义与相关规定。
优先购买权是指物权的优先效力，即财产所有人出卖其财产时，就该项财产与财产所有人存在物权关系的人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于其他人购买。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情形主要有：房屋承租人在房屋所有人出卖房屋时有优先购买权；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以及公司股东在转让出资时，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2）、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放弃。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但优先购买权应在什么条件下行使？多长期限内行使？若其他股东怠于行使优先购买权该如何处理？公司法却没有规定。笔者认为，为保障股权的正常流转，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鼓励交易，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应当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对于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期限，我国法律已有类似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法国等国家公司法规定了三个月的行使期限，必要时，经法院裁定，得延长六个月。
优先权是在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因此，转让人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应当将拟转让的价格、付款条件及受让人的基本情况等书面告知公司，公司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其他股东。公司疏于通知的，由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可追究内部相关人员（董事、经理等）的责任。公司通知股东后，股东怠于答复的，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若转让人告知虚假的转让价格等交易条件，其他股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可以行使撤销权。

二、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往往在章程中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问题进行规定，这些规定有时与公司法的规定一致，有时并不一致。造成不一致的原因，一种是“无意”，即对公司法的规定不知晓，无意中作出这样的规定；一种是“有意”，即股东要求作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希望将来在转让股权时符合自己的意图。问题是：在章程中作出与公司法规定不一致的转让条件是否有效？我国公司法并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应分如下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1、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高于公司法规定时的效力。
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的过半数同意。如果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必须经全体股东的2/3或者3/4同意，甚至规定必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这样的规定是否应当有效并得到执行？利害关系人若认为章程的规定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应当无效，该观点是否成立？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高于公司法的规定时，应当认定为有效并得到执行。
（1）公司章程的性质决定。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学界尚有分歧，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契约说。认为公司章程由股东或发起人共同协商制定，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对股东或发起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从其订立和效果来看，显然具有契约（或合同）的性质； 二是自治规则说。认为公司章程不仅对参与制定章程的股东有约束力，对持反对意见的股东及后续加入的股东和特定条件下的第三人也有约束力。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内部宪章，它是公司内部及其成员的最高的行为准则。 三是综合说。认为公司章程关于发起人权利、义务及出资方面的规定具有契约性质，其他多数条款则具有自治规则的性质。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转让股权限制条件的规定，应属于股东自治规则，股东自治规则若不与强行法的规定相冲突，应当有效。
（2）有限公司的性质决定。
由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点，注重股东之间的稳定和长期合作，若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条件的规定严格于公司法的规定，则更能强化股东之间的稳定性及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虽然《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即必须经过一定比例（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若公司章程的规定达不到这一比例要求，就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则属于无效条款，若达到（包括超过）公司法规定的比例要求，即满足了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应属有效。对此问题，我国《标准化法》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六条规定：“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
（3） 国外的相关规定。
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7条规定：如果章程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股份转让的条件，而此种条件不同于该法第45条规定的3/4的条件的，则此种条件是有效的。 美国《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第7.27条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比本法所规定更高或更多的法定股票数或表决要求。
2、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低于公司法规定时的效力。
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
陆洪生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大量的贿赂犯罪特别是一批大要案件得到揭露和惩处。这不仅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也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贿赂犯罪屡禁不止，有些领域甚至愈演愈烈，反腐败形势依然严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
　　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贿赂犯罪呈现“五化”、“五增”特点：
　　(一)犯罪领域广泛化，顶风作案增幅大。过去贿赂犯罪多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些年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热点领域和部门蔓延。金融、建筑等热点领域仍是贿赂犯罪的高发区。一些不法分子为非法办理金融业务或骗取巨额贷款，不惜用重金贿赂金融部门等领导干部。如去年案发的宁波金融大案涉及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就达12人。可以说，巨额贿赂已成为许多金融大案的“催化剂”。同时，贿赂犯罪在建筑领域愈演愈烈，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我国检察机关查处的10多万件贿赂案件，涉及建筑业的竟占63％。一些包工头为非法获取工程项目的开发、承包、经营权，不择手段，以钱铺路，向有关主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行贿，国家公职人员在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玩忽职守的案件不断增多。以往较少发生贿赂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部门等“清水衙门”，此类犯罪也不断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反腐败斗争中顶风作案，边打边犯已成为当今贿赂犯罪的一大特点。
　　(二)犯罪主体多元化，数罪并犯增幅大。前些年行贿、受贿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而近几年贿赂主体已由自然人发展到单位，“公贿”现象日益突出，单位行贿、公款行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对单位行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据统计，在近几年司法机关查处的贿赂案件中，属公款行贿的案件约占60％。涉案金额约占贿赂总数的65％。同时，贿赂案件中一人犯数罪的明显增多，许多犯罪分子集受贿、贪污、徇私枉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数种犯罪于一身，这也充分暴露了其贪婪性。
　　(三)犯罪趋向群体化，窝案串案增幅大。近些年贿赂犯罪中群体性犯罪呈蔓延发展之势，行贿人向几人甚至几十人行贿的窝案串案大幅度上升。许多案件往往是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挖出一群，“拔出萝卜带出泥”。
　　(四)犯罪案值巨额化，大案要案增幅大。当前许多贿赂犯罪分子不仅顶风作案，而且贿赂数额趋向巨额化。行贿、受贿几十万、几百万的大案成倍上升，受贿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大要案案件不断增多。同时，贿赂犯罪愈来愈攀高升级，查处的大要案件也大幅度上升。
　　(五)犯罪方式多样化，犯罪黑数增幅大。近年来，许多贿赂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制裁，犯罪方式日趋多样化，且更加隐敝、狡猾。由于行贿受贿多属暗箱操作，作案手段日趋多样化，隐敝化，加上许多行贿人、受贿人并非等闲之辈，既有“保护伞”，又有“关系网”，以致许多案件难以及时发现和查处。因此，贿赂犯罪黑数(查处犯罪与实际发案数之差)也随之增大。
二、贿赂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
　　近些年贿赂犯罪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究其主观原因，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是诱发贿赂犯罪的思想根源，而客观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改革不配套。在新旧体制全面交替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廉政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空隙和漏洞，从而给贿赂犯罪的滋生蔓延以可乘之机。如：由于金融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有些金融机构贷款“三查”制度和贷款集体决策制度形同虚设，有的领导干部则利用审批贷款权谋取私利，大搞权钱交易，以致金融领域受贿案件不断增多；由于有形建筑市场规则不健全，一些公职人员则在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发包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由于过去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存在暗箱操作现象，有的人便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以致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组织人事制度不完善，有的人便利用职权“卖官”。
　　(二)相关立法不够完善。我国新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了六种罪名，即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单位行贿罪，扩大了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为打击贿赂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不过，新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仍不尽完善。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但何谓“不正当利益”，法律并未明确，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以致影响了对行贿犯罪的及时有效打击，难以从源头上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贿赂犯罪。直到去年3月4日，“两高”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才对“不正当利益”作了明确的司法解释。同时相关立法相对滞后，我国与廉政建设和防治贿赂犯罪的相关立法如财产申报法、公民举报法等法律至今尚未出台。这势必影响廉政建设的进展，也难以从法律上、制度上更有效地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
　　(三)监督机制不够严密。一是监督的及时性不够。许多单位对权力运作事后监督多，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制度偏少，为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监督的有效性不够。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公司、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干部由本单位领导任命或安排，因此难以对本单位领导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即使监督也是流于形式多，具体措施少。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因鞭长莫及，也无法对下级单位领导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造成实际上的监督不能和监督不了。三是监督的严密性不够。目前我国还未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严密的权力监督网络，以致难以有效地对权力运作进行多视角、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严密监督。而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必然腐败，致使一些腐败分子则乘机以权谋私，从而导致贿赂犯罪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四)惩治犯罪不够严厉。一个时期以来，贿赂犯罪呈高发态势，固然与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大变革这一时代大背景有关，而司法实践中对贿赂犯罪打击不力，也是导致贿赂犯罪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在查办、处理贿赂案件时，存在一手软的倾向，即对行贿犯罪查处偏轻。
三、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的对策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针，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第一，深化改革，推进廉政建设。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加强管理，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二是逐步完善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限制过高收入，减少因分配不合理而诱发的贿赂犯罪等腐败现象；三要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廉政建设。有关单位要认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并应实现权力分解和合理组合，形成制衡格局，以预防和减少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四要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公务员轮岗和交流制度，严格依照党的政策选拔任用干部，真正做到任人唯贤，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坚决杜绝“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减少和铲除滋生贿赂犯罪的条件和土壤。
　　第二，完善立法，健全法律制度。立法机关要加快和完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有关的立法。当前，立法机关应尽快制订和出台财产申报法、公民举报法等法律，进一步健全加强廉政建设、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实行“以法制权”，用法律和制度构筑起有效防范贿赂犯罪的堤坝。
　　第三，从严治党，提高干部素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公司、企业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廉政教育工作，充分发挥教育的超前防范、净化心灵的“固本”作用。当前要按照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的部署和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从严治党方针，深入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同时要用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每一个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确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要通过深入开展“三讲”教育和“双争”活动，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彻底清除滋生贿赂犯罪的内因，以预防和减少受贿犯罪。
　　第四，强化监督，防范贿赂犯罪。预防和减少贿赂犯罪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立法、健全法制，加强教育外，还必须严密并强化内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运作的监督和制约。一要强化内部监督。各单位要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经常性监督管理，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部位的权力要进行合理分解，单位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监控，以预防和减少“权钱交易”和贿赂犯罪的发生；二要强化人大监督。要充分发挥人大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监督作用，采取检查、民主评议、质询、个案监督等监督措施，保证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严肃执法、公正司法，防止和减少以权谋私现象及贿赂犯罪；三要强化舆论监督。要重视和强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国家公职人员的公务活动置于有效的舆论监督之下，同时应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将贿赂犯罪分子及其丑行披露“暴光”，以震慑犯罪，预防犯罪；四要强化群众监督。
　　第五，加大力度，严惩贿赂犯罪。一要加大查处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人民检察院要继续坚持重点查罗“三机关一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金融、建筑领域发生的贿赂案件。二要加大惩处贿赂犯罪的力度，以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贿赂犯罪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