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平等原则

韩召峰


　　所谓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
　　平等观念是民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平等原则在民事立法先进的不少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国未设有明文规定，学者称之为无须明文规定的公理性原则。我国民法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强调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意在以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突出强调民法应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平等原则首先体现为一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准则：即立法者和裁判者对于民事主体应平等对待。这是分配正义的要求，因为正义一词的核心语义是公平，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工具，民法是通过对民事主体间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来实现自身调控功能的。“百在分配利益和负担的语境中可以有两种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一种是织工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尽可能地避免对人群加以分类，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被视为‘同样的人’，使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人都能够在利益或负担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额’。另一种是弱式意义上的平等云雾地，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被归入同一类别或范畴的人才应当得到平等的‘份额’，因此，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既意味着平等对待，也意味着差别对待。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
　　近代民法相对比较重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此平等原则主体现为民事主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即民事主体作为民法“人”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切自然人，无论国籍、年龄、性别、职业；一切经济组织，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是民法上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劳动者、雇主、消费者、经营者等具体类型，也都在民法上被抽象为“人”，同样具有民法上平等的人格。正是借助这一点，民事立法实现了从身份立法到行为立法的转变。即从按社会成员的不同身份赋予不同权利的立法，转变为不问社会成员的身份如何，对同样行为赋予同样法律效果的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民法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所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这两个基本判断，是近代民法制度、理论的基石。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平等性。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而所有这些主体，在经济实力上相差无几，一般不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因此立法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出了民事主体在民汪活动中频繁地互换其位置，在此交晚中作为出卖人与相对人发生交换关系，在彼交晚中则作为买受人与相对人发生交换关系。这样，即使平等性的基本判断存有不足，也会因互换性的存在而得到弥补。在这咱意义上，互换性从属于平等性。当然，近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有限地包括弱式意义 上的平等对待，主要体现为根据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善，区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并分别是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或将民事主体区分为债权人/债务人、出卖人/买受人、出租人/承租人、定作人/承揽人、委手托人/受托人等，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
　　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是侧重织工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更加重视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为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已经丧失，出现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一是企业主与劳动者的对立；其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立，劳动者和消费才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在对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单纯情强调抽象所法上的格的平等，已经无法维持社会的和平。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消费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分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生产经营领域内，将事主体区分为雇主和劳动者，分咖哩 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侧重对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规定平等原则，即属于现代民法的上平等原则。既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因此《民法通则》第10条确认，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行又注重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我国就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着重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原则，包含着民法上价值判断问题的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即如果不存在足够充分且不具正当的理由要求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应当贯彻织工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平等原则还体现为一项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之间应平等相待，这是民法上平等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类型法律关系的根本所在。它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认识到彼此都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互不隶属，稳中有降自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离开了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相待，民法的基本理念就失去了生存了的土壤，民法的其他各项基本原则以及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也就丧失了存在依据。
　　必须看到，民法可以确认平等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平等原则的实现。但实现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主要不是民法承担的使命。民法仅是以民事主体之间平等的假定作为前提和基础。实现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有赖于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部门，如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像如被认为是经济法核心的反垄断法，其主要功能就体现为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
　　【案情回放】

2007年12月至2009年5月，被告人刘某先后担任上海和雍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员、店长、产品采购经理等职务，负责电脑产品的销售。其间，刘某为了达到扩大销售业绩以升职的个人目的，故意违反公司限价规定，以低于产品入库成本价销售电脑产品，但报给和雍公司的销售价格则高于限价，即电脑的实际销售价格与上报销售价格每台相差700元至1000元不等。因和雍公司有不成文规定，当月向大宗客户销售电脑的货款可在两个月后入账，故刘某借机用后面收取的销售款来弥补前账，终因销量过大导致公司成本亏损。经统计，2008年1月至2009年5月间，刘某负责销售的电脑产品共计4088台，入库成本价计1393万余元，其报给公司的销售收入计1470余万元，但实际交给公司的销售款计859万余元。至案发，造成和雍公司成本计533万余元无法收回，且没有发现刘某有其他应收账款。

2011年11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为达到扩大销售业绩以升职的个人目的，擅自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造成公司巨额亏损，其行为无论是从主观目的还是从行为对象、客观后果来看，均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刘某利用担任公司销售员的职务便利，以低于公司规定限价的价格销售电脑，系滥用公司职权的行为，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刘某系非国有公司人员，也不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法院遂根据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宣告被告人刘某无罪。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刘某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亦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各方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还是不构成犯罪。对此，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公诉机关：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第一，刘某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其行为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与通过物理手段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破坏仅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实质上都是破坏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第二，刘某为了扩大业绩而达到个人升职目的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反映其具有破坏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主观故意。第三，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个人目的”属于兜底规定，刘某为达到升职的个人目的，没有超出“其他个人目的”的范畴。

陈庆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教授）：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理由为：刘某的行为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但刘某主观上明知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填补低价销售的亏空，仍故意以低于公司限价甚至入库成本价的价格销售电脑，造成公司的电脑产品在流通领域内的实际交换价值减少，致使公司不仅未能获取应得的利润，相反亏本500余万元，其所在公司拥有的电脑的实际价值受到了部分丧失。刘某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司财产的一种非物理手段的无形毁损，该行为具有破坏性，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

蔡一军（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刘某为扩大业绩而达到个人升职目的，擅自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造成公司巨额亏损，其行为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刘某的行为系滥用公司职权的行为，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刘某系非国有公司人员，也不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刘某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法官回应】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的规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破坏的对象必须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密切联系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工艺等。破坏的方法多种多样，只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使生产经营活动遭到干扰破坏，甚至无法进行，或者使已经进行的生产归于失败，即构成本罪。但如果破坏的是与生产经营无关的财物，或者是毁坏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则不构成本罪。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要求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从立法规定来看，“其他个人目的”属于兜底规定，对“其他个人目的”的理解，应当遵循同类规则解释原则，即必须作出与列举的“泄愤报复”性质相同的解释。实践中，“其他个人目的”一般是指出于个人恩怨而产生的不正当的心理追求，如憎恨、厌恶、不满等。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如因受到领导或他人的批评而产生不满，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不满，与他人发生冲突而心生不满，厌烦工作而产生不满，等等。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给本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本单位的整个经营行为还在正常进行，经营活动并没有受到影响也未归于失败。而且，刘某低价销售的电脑产品系公司库存商品，并不是经营活动中直接使用的开单电脑等设备，其行为不会也不可能使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遭到破坏。因此，从客观方面来看，刘某的行为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其次，被告人刘某用后销售款填补前销售款的行为，足以推定其主观上并不是出于希望犯罪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而是明知自己无经济能力，采用低于公司限价的价格销售电脑会造成公司损失的发生，仍持放任心态造成该犯罪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这与破坏生产经营罪要求主观上为直接故意是不相符的。而且，被告人刘某以扩大销售业绩而达到个人升职为目的，其主观目的既不能认定为“泄愤报复”，也不属于与泄愤报复具有相同性质的“其他个人目的”。因此，从主观方面来看，刘某的行为也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2．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毁坏公私财物。对象为公私财物，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行为表现为毁坏。

关于毁坏的含义，存在多种观点。物质的毁坏说认为，毁坏是指通过对物的全部或者部分进行物质性破坏、毁损，以致全部不能或者部分不能遵从该财物的本来用法进行使用的行为。根据该观点，使他人鱼池的鱼游失、将他人的戒指扔入海中等行为不属于毁坏。有形侵害说认为，毁坏是指针对物体行使有形力，毁损物体或者损害物体的价值、效用的行为。根据该点，使他人鱼池的鱼游失的行为不是毁坏，但将他人的戒指扔入海中的行为属于毁坏。本来的用法侵害说认为，毁坏是指物质性地损害财物的全体或者一部，或者使物达到不能遵从其本来的用法进行使用的状态的行为。一般的效用侵害说认为，有损财物的效用的一切行为都是毁坏。

审判实践中倾向采取一般的效用侵害说，即不限于从物理上变更或者消灭财物的形体，而是包括丧失或者减少财物的效用的一切行为。所谓财物效用的丧失与减少，不仅包括因为物理上、客观上的损害而导致财物的效用丧失或减少，而且包括因为心理上、感情上的缘故而导致财物的效用丧失或者减少；不仅包括财物本身的丧失或造成不正常的价值减损如侵入他人股票账户低价抛售他人股票，而且包括被害人对财物占有的丧失如将他人的戒指抛入大海等情况。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客观上使财物（电脑）对其所有人（公司）而言造成了不正常的价值减损，并且主观上系故意，至于刘某的行为动机是谋求升职还是其他目的，并不影响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因此，从表面上看，刘某的行为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刘某系该公司负有电脑销售职责的人员，低于公司限价销售电脑的行为系滥用公司职权的行为，这与侵入他人股票账户低价抛售他人股票之类的行为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本身具有销售电脑的合法授权，而后者对他人股票账户的控制本身就是非法的，这正是认定行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笔者认为，对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解释应该进行目的性限缩，本案中刘某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但基于实质犯罪论立场，不应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3．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根据刑法规定，两罪的主体要求是国有公司、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造成损失的财产或出售的资产均系国有资产。本案中，尽管被告人刘某滥用了公司赋予的职权，造成公司巨额损失，但其所在的公司并不属于国有公司，故刘某为非国有公司人员，不具备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且损失的财产不是国有资产。因此，刘某的行为亦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4．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

犯罪是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果不符合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惩罚性特征的，不能以犯罪处理。本案中，被告人刘某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并不符合现行刑法中任何罪名的规定。法院根据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宣告被告人刘某无罪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