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郭廷凤、邱培金房屋典赎案的批复

1979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76年1月15日〔75〕川法民字第259号关于郭廷凤、邱培金房屋典赎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忠县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

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
对我省忠县人民法院关于郭廷凤、邱培金房屋典赎纠纷一案的请示，经我们研究，同意县法院提出的处理意见，但不知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故附上原请示报告，望高院复示。
1976年1月15日

附：四川省忠县人民法院关于郭廷凤与邱培金房屋典赎纠纷案情经过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院于1974年9月受理我县任家公社郭廷凤与邱培金为房屋典赎纠纷一案，经就地调查后，现将案情经过及处理意见报告你院，请予核示。
案情经过：
本案原告郭廷凤、被告邱培金家庭均系贫农成份，家住我县任家公社。郭廷凤现出国驻索马里援建贝布公路任土木技术员，邱培金现在成都热电厂当工人。
原告人郭廷凤之父郭联三于1949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将自有的瓦房一间出典给邱培金管业，典价稻谷六石（折2592市斤），郭联三出具的典约载明“赎取期限四年内有效，过期作为出卖处理”。出典后，郭联三因无房居住，就在出典此房的同时，又以每年稻谷两石（折864市斤）向邱培金佃回此房居住，1951年秋，郭退佃交出房屋由邱培金管业居住至今。郭佃居此房近三年，没有向邱交付佃房稻谷。
邱培金本身也无房屋，解放前至1951年是佃居地主邱淑华的房屋。土改期中，邱培金和当时的村干部都征询原告人之父郭联三出典给邱的房屋是否赎取，如要赎取邱培金新分房屋，郭联三当时回复“没有钱取，干脆由邱培金登入土地（房产所有）证，我自己去分得房屋”。事后郭联三分得大公湾地主任德泽的正屋一间，但郭尚未搬去居住前所分得的房屋被失火烧毁，存下的地基、基石、残存的木柱郭于1953年出卖给高树荣，郭仍暂佃别人的房屋居住，1957年才自买房屋一间居住。1953年3月，人民政府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时，郭出典给邱的房屋一间双方都填上了所有证，在备考栏内各有注明：郭证注明“此房典与邱培金稻子陆石（老石）”；邱证注明“此房是郭联三典的谷子陆老石”。说明了房屋的演变过程。现双方有证可查。
郭联三于1960年病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郭廷凤及家庭未提出赎取此房，直至文化大革命中郭始向我县任家公社提出解决此房产权，该公社于1970年3月调解结论此房产权属邱培金，原告不服以致搁下。1972年3月郭廷凤又到邱培金所在工作单位——成都热电厂要求解决，该厂军管会经过调解，双方初步达成协议：郭廷龙（郭廷凤之兄）现住的房屋一间与出典给邱培金的房屋一间互换，由郭廷龙补给邱培金币100元，作为邱多年维修此承典房屋的费用。调解结果尚未执行，邱培金即推翻了此协议，该厂就此撤销原调解，原告人郭廷凤又申诉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转你院处理，你院又转我院于1974年9月受理了此案。在调查中原告人又陆续向最高人民法院、交通部申诉，这些申诉有由你院直转我院处理的，也有交通部援外办公室转省援外办公室再转你院，由你院转我院处理的。
整个案情经过如上述。我院在弄清案情的基础上进行调解，邱培金坚持不让郭赎取此房，其理由是：出典契约载明赎取期限四年内有效，过期作出卖处理；土改时郭联三已明确表态不赎取此房而另分有房屋。由于郭不赎取，因而邱应分房而未分房，现除承典的此房外，别无他房居住。
不让郭廷凤赎取房，甚至提出，如郭要赎取，必须仍以实物（稻谷）偿清典、佃房价，以此刁难，实质思想是不让郭回赎此房。郭廷凤坚持将典房稻谷按国家收购价折款赎取。双方争执不休。
处理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63年8月28日《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中的第一条二款四项的指示精神，我院认为：原、被告均系贫农，解放前的典、佃关系应予承认，典、佃契约在法律上应视为有效，典期届满不回赎，土改大变革期中出典人郭联三又放弃赎取要求，承典人又仅有此房居住。据此，按契约规定典期届满未赎，和出典人当时的表态，此房已是失典，郭廷凤无权回赎，产权应属邱培金所有；郭欠邱的佃房租金（稻谷）郭不再补付。
以上处理意见是否正确，请指示。
此案的处理，本应逐级请示报告，但鉴于原告人郭廷凤现驻国外，通讯联系须经有关援外机构途径解决，且本案这样处理是否正确，我院尚无完全把握，须待指示。为此，特直接报告你院，如这样处理恰当请你院代为通过援外途径回复郭廷凤，并希对此案这样处理正确与否指示我院，以便回复被告人邱培金。如果由我院直接具函答复（或判决）郭廷凤，但信函又须怎样通过何外事部门寄出，均请一并指示。
1975年10月16日


我国的政府采购模式尚存缺陷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表时间：2005年5月27日
作者： ■谷辽海

选择什么样的采购模式更有利于控制和规范公共消费行为，管理好公共资金，提高采购效率，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尽相同。

美国政府采购模式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两种。采购金额在２５００美元以内的实行分散采购，采购金额在２５００美元以上的实行集中采购。韩国在中央政府设立采购供应厅，是世界上实行集中采购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香港地区政府采购也实行集中采购制度，只有小额物品由各部门分散采购。

对于分散采购模式，我们都不陌生。过去，我国长期实行各部门、各单位自行采购的模式。而集中采购模式，是指本级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由本级政府所设的集中采购机构统一实施。相对于分散采购来说，集中采购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一是有利于充分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物有所值的目标。二是增大采购规模和效率，降低成本，形成买方市场。三是有利于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暗箱操作。四是有利于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五是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技术水平，向专业化发展，减少重复采购和浪费。但是，集中采购也有其局限性，缺乏灵活快捷，不能很好地满足使用部门的需求。

政府采购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政府采购效益和效率的选择问题。根据政府采购两种模式的各自特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七条规定，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按照现行法律，凡是未被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以内、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对象，仍由各部门、各单位实行分散采购。据笔者理解，实际上，我国分散采购的还有许多尚未达到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例如：《中央预算单位２００５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规定，除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行采购达到５０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６０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显然，在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对象，如果未被纳入政府采购目录，一方面是属于部门有权力自行采购；另一方面也是属于法律的真空地带，效力范围之外。可见，政府采购法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也是灰色交易频繁曝光的重大建设项目，往往都发生在分散采购领域。由于没有法定义务将采购项目交给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人也就有机会与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招标公司进行“合作”，提高采购预算和中标价格，从中赚取巨额的回扣和酬金（一般为２０－４０％）回报。

可见，法律的缺位为公共权力设租人和寻租人提供了“合法”的交易场所。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八条规定，采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财政部出台的行政规章，将集中采购又分为政府集中采购和部门集中采购，规定后者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招标采购机构进行代理，所出台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中，特别列出了部门集中采购的范围，其实质就是分散采购。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严重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部门集中采购也是属于政府集中采购，为维护法制统一，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由于行政规章严重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２００３年我国集中采购规模为１０２５亿元，占采购总量的６１％，然而自去年开始，我国的集中采购规模明显出现被逐渐压缩而分散采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行政规章突破法律框架之外，还有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受任何约束，导致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定义越来越不确定。只要各单位、各部门有“特殊需求”的申请，监管部门就可以批准为部门集中采购，也就可以合法地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政府依法设立集中采购机构就是要落实和推行集中采购制度，将原来分散在各采购人的采购权依法集中并赋予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来统一行使和统一规范。然而，与立法初衷相违的是，采购制度实施后，招标代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壮大，与各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并驾齐驱，形成了以营利为目的招标公司与非营利为目的各级集中采购机构共同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的局面。前者虽然不属于我国政府采购模式之一，但法律没有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这样一来，我国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客观上也就包括了三类主体，即集中采购机构、各部门采购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招标公司。后一采购主体的业务量远远地超越了各级政府采购中心。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世界上一些政府采购制度比较成功的国家，很少有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由于中介机构依附于公共权力部门，行使着采购人的权力，客观上又躲避了法律的监督，从而演绎了一场场暗箱操作的黑幕，严重损害了政府采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了规范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我国的立法应禁止中介的招标公司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或者通过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方式选择几家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