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腐败的成因及防治策略
——从吴某某贪污、受贿一案说起




内容简介：基层腐败的危害更是巨大的，特别是村官腐败会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威信，会造成社会思想混乱，直接危及政局稳定。检察机关通过打击基层腐败，可以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本文以基层反腐败的一个案例为切入点，从基层反腐败工作的现状，造成当前基层不稳定的腐败因素出发，分析检察机关打击基层腐败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探讨检察机关打击基层腐败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检察机关；基层腐败；成因；防治策略








一、　引言

某县检察院于2009年8月11日受理初查某县官塘村书记吴某某涉嫌贪污、受贿一案，2009年8月19日立案侦查，同日吴某某被刑事拘留，2009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2010年4月8日，某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某县官塘村书记吴某某自2003年起，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收入少入账、不入账和虚报冒领的手段侵吞、骗取国家退耕还林款19743元，吴某某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23800元，所收受的贿赂款涉及高铁、高速公路、计划生育等方面。通过打击基层村官的腐败行为，检察机关在老百姓心中树立了威望，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加大办案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既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现实需要，更是巩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迫切需要。”[1]
目前，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利益的诱惑，少数村干部滥用权力，在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粮食补贴、退耕还林款、计划生育以及拆迁补偿等问题中，贪污公款和收受贿赂。这些腐败因素的存在，处理不当，就会导致越级上访、进京上访乃至暴力事件等情况的发生，不仅造成恶劣的影响，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分析农村基层腐败的成因、提出相应的防治策略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二、农村基层腐败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上的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村干部的工资收入不断提升，但与其他行业相比，他们的工资水平却偏低。基层干部收入偏低,严重地挫伤了其工作热情与积极性，低收入、高工作量、高素质的要求,在面对现实经济的诱惑时,腐败也就成了一种可行的选择。某县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使得部分人先富起来，巨大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由于这种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形成的强烈反差，基层的干部容易产生产生不平衡心态，在思想上萌生权钱交易的念头，进而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
（二）、政治上的因素
村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因其处于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全面管理辖区村务,同时受政府委托,行使部分行政管理权[2]，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痪散，目前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低，成为农村稳定的一大隐患。由于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党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向心力明显削弱，镇村干部与农民面对面的沟通少了，群众直接向干部和组织反映情况的机会和参与政治的渠道相对变窄了。民主治理流于形式，村务公开内容不实、不详、假公开，流于形式，群众对干部且多心、不放心，有意见，这就使得农民不寻求正规渠道、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群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等方式来表达诉求，造成基层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三）、文化上的因素
腐败文化是一种陋习和糟粕的集合体，可是这种文化却很有生命力和市场，在基层农村，腐败文化像病毒一样感染着意志力和抵抗力较低的村官，这种腐败文化的具体表现是:
（1）、对不良的习俗以及腐败表示理解和容忍。一些人认为,腐败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社会是人与人的社会,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就要容忍腐败的存在;甚至有些人认为，腐败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一件事通过正常渠道也许三个月都办不好，而只要通过托关系、找门路，也许一天就办好了。
（2）、对腐败羡慕和攀比的心理。“笑廉不笑贪”的心理在社会中普遍，这种现象可能导致清廉的干部被孤立,原因就是清廉的干部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文化”格格不入。而原本清廉者由于不能忍受这孤立、排斥和无端的打击,最终也可能走上腐败这条不归路。同时在某些人的眼里,认为腐败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认为腐败是一种社会能力，进而有人甚至以腐败为荣，清廉为耻。
（四）、组织上的因素
社会控制弱化和监管分配制度的缺陷。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改革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我国的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调整，各结构要素之间恒定的关系不复存在，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农村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持，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不力，监管控制机制落实不到位，为那些滥用人民委托的公权力搞腐败违纪和贪污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就致使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农村的稳定。
（五）、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
村级财务制度不规范, 村干部之间分工不明确，会计出纳是同一个人, 钱账不分，坐收坐支，缺乏有效制约,财务从不向群众公开,没有建立起并实施一整套的财务收支审批和经办制度度；虽然，实行了乡镇统筹管理制度，但各村依旧另设账目，管理自己的“私房钱”，致使村干部们有机可乘，有以下两种情况:
（1）、按照规定,村长应主管财经,可有些地方财经全部由村支部书记抓,形成一人说了算的局面。
（2）、村会计账中“白条子”泛滥。在农村,有的买卖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票。因此白条子在村会计账目中成了正式发票的代名词,直接导致了财经管理混乱,真假难辨,村务透明度不高。
（3）、会计做假账,用会计的职能来制约村官的管理体制无法实现。[3]财务管理不规范，个别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不懂会计业务，遇事又不坚持原则，唯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也给村干部职务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
（六）、基层反腐工作建设弱化
　　基层反腐工作没有形成合力，仅凭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开展反腐败工作就显得力量有限。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新形势基础上做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但从基层实际情况来看，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仍处于一种零散、孤立状态，存在着为搞宣传教育而搞宣传教育、为制定制度而制定制度、为开展监督而开展监督的现象，甚至存在把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

三、惩治农村基层腐败的意义

（一）检察机关打击基层腐败可以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管理文明、政治文明的新农村。但是“村官”腐败对村民自制制度的形成了破坏，直接影响到农村的民主建设。而农村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和探索，因此通过检察机关打击基层腐败现象，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检察机关打击基层腐败可以稳定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一个安全的粮食环境。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根本中的根本，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在我国产业结构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忽略农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部分“村官”虚报冒领各种农业补贴等腐败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和社会的不稳定，破坏了既有的生产关系，继而影响既有的生产力的发挥，也因此对农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检察机关通过开展打击涉农腐败案件，可以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为农业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打击基层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1）、基层腐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的村官腐败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问题，也会给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引发各种冲突，甚至上访等问题。因此加强对村官腐败的集中治理，不仅是治理腐败本身的需要，也是新农村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商品猪生产基地县的若干规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



（一）为了持续稳定地发展生猪生产，保证猪源，提高商品率，全省确定宝鸡县、扶风、眉县、武功、兴平、乾县、渭南、大荔、合阳、富平、汉中、南郑、城固、勉县、洋县、商县、洛南、山阳、丹凤、临潼、房县等二十一个县（市），为我省商品猪生产基地县。
（二）基地县计划发展公、母猪的二十万头，生猪存栏总数达到三百万头。调省（包括西安、铜种市和省外）生猪、一九八八年为七十万头，一九八九年为七十七万头，一九九0年为八十五万头，一九九0年以后每年稳定在九十万头左右。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0年，每调省一吨猪肉，
在六十元以下，年终逐级给县（市）食品公司进行补贴。当年调省任务，由当地商业行政部门同省商业厅食品局和调入地区商业行政部门签订三角责任合同书，严格按合同执行。
（三）在继续鼓励农户家庭养猪的基础上，大力扶持专业户、集体和国营养猪，把重点放在专业户、专业村。专业户的标准是：饲养适龄公、母猪五头以上的为繁殖猪专业户，饲养肉猪年出槽二十头以上的为育肥猪专业户。专业村的标准是：养猪户占全村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专业
户占养猪户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四）畜牧部门和食品经营企业要积极建立良种猪场，扩大良种繁育，推广人工授精，逐步形成良种繁育和人工授精网络，力争在三年内做到公猪良种化、母猪地方良种化，育肥猪杂交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断提高生猪出栏率、商品率和瘦肉率。
（五）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加强为基层畜牧兽医站的建设，提高防疫手段，做好疫情监测，积极推广防疫承包制，使生猪死亡率控在百分之三十以下。
（六）切实搞好饲料加工企业的建设，对国营或集体办的饲料加工企业，继续免征增值税对新办的饲料加工企业免征所得税三年，免征期满后，纳税仍有困难的，可按税收管理权限申请减税或免税。通过优惠政策，不断扩大配（混）合饲料生产能力，逐步做到配（混）合饲料用量占饲
料总用量的一半以上，肉料比率达到一比四以下。
（七）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0年，农户饲养的适龄公、母猪，在二十万头计划之内，每头每年供应饲料粮七十五公斤。饲料粮的供应办法是：在上级下达的指标内，公猪，经基层畜牧兽医站实地审验，确认有繁殖能力的，发给“种猪饲料粮购买卡”，由饲养户在指定的粮食部门购买
饲料粮。“种猪饲料粮购买卡”由县（市）畜牧部门统一印制，当年发放当年有效，次年须经基层畜牧兽医站按上述程序重新审验，合格费签字盖章，继续使用；不合格者收回粮卡，另选新户。农牧部门办的国营种猪场、配种站的公、母猪，其所需饲料粮先在本场、站自产粮中解决，不足
部分由当地粮食部门按有规定供应。商业部门办的国营种猪场的公、母猪，其所需饲料粮在周转饲料粮中解决。
（八）集体养猪场或养猪专业户的饲养场地有困难的，当地政府应按有关规定给予解决。
（九）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0年，国家收购生猪，不论计划内或计划外，执行全省统一规定，每头给农户换购饲料粮差价款八元四角，平价优质标准化肥二十五公斤。要做到随收随兑现。不能失信于民。
（十）国营种猪场、集体养猪场和养猪专业户修建猪舍、购买良种猪和仔猪、增添饲料加工设施等，资金有困难的，可给予贴息贷款扶持。
（十一）基层畜牧兽医站可按分管地段，对养猪户实行防疫技术承包。其办法是：养猪户按养猪头数，每头向畜牧兽医站交纳一元至二元承包费，在防疫技术承包期间因疫病死亡的生猪，由承包的畜牧兽医站折价赔偿。
（十二）基地县的建设资金，应从多方面筹集。发展公、母猪饲料粮，由粮食部门采取“议转平”办法，按农村返销粮比例价供应。议价与比例价的差价，每公斤按一角四分计算，每年需要二百一十万元，暂在中央财政拨付的冻猪肉调拨补贴款中解决，由省财政厅拨给省粮食局统一掌
握，三年内调剂包干使用。国家收购生猪给农户的换购饲料粮差价款，由省财政列入预算支出，省商业厅食品局按计划下拨，专款专用。完成收购任务和调省任务的，年终照实结算；只完成收购任务，未完成调省任务的，按少完成调省头数，从下年第一季度预拨款中扣除上年已拨款项。调
省生猪或猪肉补贴款，由省商业厅食品局根据猪肉外调情况，在年终平衡后，专项下拨。发展生猪技术推广费用，从经营生猪（含白条肉）的个体户中每头猪收取的一元技术改进费内解决。生猪防疫灭病补助款，以县（市、区）为单位，在征收的生猪产品税和屠宰税中划出百分之十，由当
地财政列支出，拨给基层畜牧兽医站，建立生猪防疫基金。各项贴息贷款，贴息在基地县“生猪生产发展基金”中解决，贷款由农业银行发放。
（十三）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0年，中央财政每年安排我省生猪基地县上调猪肉挂钩饲料粮差价款四百五十六万九千六百元，完成上调任务后如数拨付，完不成上调任务时按比例扣减。这笔款项，除省上留一百万元（其中八十四万元用于增加生猪收购的饲料粮差价款补贴，十六万元
用于发展良种猪）外，其余三百五十六万九千六百元，由省财政按照各基地县（市）调省生猪头数切块分配，作为“生猪生产发展基金”，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完不成调省生猪任务的，按比例扣减。其使用项目包括：国营种猪场、集体养猪场和养猪专业户修建猪舍、购买良种猪或仔猪；
畜牧部门建设良种繁育和防疫体系；国营、集体和专业户增添饲料加工设施，或建立饲料加工企业；对发展生猪生产好、交售国家肥猪多的基层干部和养猪户进行奖励。其使用方法采取有偿和无偿相结合以及贷款贴息等，全省平均有偿抵垫百分之四十八掌握，无偿使用按百分之二十掌握，
贷款贴息按百分之三十掌握，奖金不得超过百分之二。
（十四）对基地县的建设，要分工负责，通力协作。省级有关部门要与基地县（市）签订责任合同书，基地县（市）有关部门要与养猪户签订产销合同，通过合同制约，保证各项任务的实现。
（十五）建立商品猪生产基地县，是发展生猪生产保证猪源的一项重要决策，各基地县（市）要成立领导小组，由一位副县长挂帅，有关部门参加，统筹规划部署，安排基金使用，随时督促检查，定期进行评比，每半年向省政府、市政府和地区行署写一次书面报告。




1988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