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都被忽悠了——李庄与邓玉娇案的利益分析

龙城飞将


　　全国许多人关心、支持李庄、邓玉娇案，他们不断地从法律规定、法理等各方面为这两个人进行辩护，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在全国舆论看来是冤枉的当事人却没有按照人们所预想的路径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选择了人们不认为应当选择的路径。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大律师李庄选择了认罪伏法，弄得辩护律师手足无措，另有一些律师却为了他去表演“眨眼睛”的行为艺术。巴东有司判决弱女子邓玉娇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他人定罪，当律师免费要为其伸张正义时，她及她的家人选择了辞退律师，不上诉的路径。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善良的、主张正义的人们对这两个案件仍不释怀，仍在孜孜不倦地探讨着法律上的正义。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人家当事人都这样做了，其他人吃饱饭没事干还关心这两个案件做啥？
李庄与邓玉娇为什么选择人们看来是悖于常理的路径？
　　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与其动机有关。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马克思说过，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与其利益有关。如果把这两个的利益取向分析清楚了，对他们的选择就不觉得奇怪了。
　　先说李庄，从网上披露的材料来看，若他“顽抗到底”，应当是没有什么理由给他定罪的，至少是难以定罪。正如一些为他而“殉情”去表演行为艺术的律师们所言，“眨眼睛”怎能给一个如日中天的大律师定罪？毕竟他的案子透明度已经很高了，有司即使想做些手脚也不容易。
　　再看邓玉娇案。大家知道，谁也不想担一个被有司判决为“有罪”的名义。如果她上诉，在全国的舆论面前，案子不至于翻不过来，不至于继续定她那个故意伤害又有自首情节，很可能如许多网友的观点一样，会适用刑法第20条第三款，邓玉娇可能会得到为民除害的人民英雄的光荣结局。
　　当公权力和社会舆论介入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往往是社会的正义，而且是应然情况下的完美正义和社会的利益，看到的是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但当事人却有自己的小算盘，有他的个人利益。他或她在权衡时一定是将社会的正义、社会的利益也个人实际需要的正义、个人的利益作一番权衡，在依法进行审理和个人利益有冲突时会作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换句话说，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
　　所以，李庄认罪伏法背后的利益驱动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由李庄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一定是有什么更大的问题被有司抓到了狐狸的尾巴，若在伪证案上配合，有司就不揪其大问题。若不配合，就会揪出其更大的问题，他可能面临更重的刑罚。但邓玉娇不上诉的利益驱动已经是十分明显了，地方有司一定在判决之前与她及她的家人做过沟通，承诺给她电视台这份在别人艳羡的工作。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其他人处在邓玉娇的地位，大部分人会选择这条路径，而为了坚持真理而不要这份工作的选择机率则非常小。
　　所以，从社会的正义与法律的规定方面来看，李庄似乎判不了他的罪，邓玉娇应当是无罪释放而且是英雄，但他们俩人都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最实惠的路径。
　　从这个角度是，这两个案件是李庄和邓玉娇忽悠了全国人民。不过，毕竟这是法制的进步，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俩人为了社会的法治与正义牺牲个人当前的利益。

2010-3-29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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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本着建立“公正、高效、权威”民事诉讼制度的总体目标，在制度和条文方面均有所修改，其中在送达部分修改了留置送达方式，增加了电子送达制度，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民事送达的法律依据。新民诉法实施已经半年多，为了更好地把握立法精神，在审判实践中正确适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留置送达和电子送达展开探讨分析，并就完善基层送达提出了一些思考与构想，以期推动我国民事送达法律制度的完善，从而逐步缓解“送达难”问题。

　　关键词：民诉法修改　留置送达　电子送达

　　一、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送达条文的理解

　　（一）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留置送达

　　2012年《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新民诉法增加了留置送达的形式，即视听资料记录的见证形式。相较于2007年《民事诉讼法》对于留置送达仅规定了一种见证人证明的方式的规定，这次的修改使得留置送达的形式更为切合实际。2007年《民事诉讼法》对于留置送达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当场见证，但法律并未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代表有义务履行见证职责。而司法实践中，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代表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当事人等原因多数不愿到场见证，使得留置送达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困难。这次修改后，邀请见证人不再是必要条件，而是可供选择项，对于司法实践中见证难的解决是一剂良药。

　　其实，理论界和实务界很早就有人提出取消留置送达见证人的制度，简化留置送达的程序 。但考虑到对于法院送达职权的监督，立法层面一直没有采纳。这次修改，将见证人的规定由“应当”改为“可以”，以立法的形式对留置送达的过于原则的规定进行修改，这是立法的一小步，却是缓解“送达难”问题的一大步。

　　在直接送达拒收比例高的今天，采用视听资料的方式记录送达过程，简便易行，在实践中应及时推广使用。事实上，新民诉法修改以来，使用视听资料固定拒收文书的情形成效显著。在莒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王某某等借款合同一案中，该案被告人之一王某某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代收法律文书，法院工作人员依照新民诉法规定以拍照方式完成送达。

　　（二）新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增加电子送达方式

　　新民诉法八十七条：“经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子科学技术在人民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越密切，新民诉法在传统的六种送达方式基础上，也增设了一种新的电子送达方式。

　　对此，国外许多国家已有立法例。英国现行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文书的送达第二条第七项规定：“根据有关诉讼指引通过传真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送达”。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有当事人可以用电子手段向法院提交诉讼文件的规定。

　　电子送达有两种主要途径，即传真和电子邮件，并采用兜底性条款：“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这也体现了我国立法体制的前瞻性。科学无界，电子科技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新民诉法为未来电子送达方式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二、民诉法修改后，送达制度在适用中面临的问题　　

　　“送达难”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以审理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为例，法律文书首次送达失败率高达70%，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的今天，更给法院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新民诉法修改后，对送达难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文书送达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留置送达

　　新民诉法突破旧法，规定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但从法条理解来看，对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未作更改：

　　（1）留置对象是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

　　（2）留置的地点是受送达人的住所；

　　（3）留置送达适用于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情形。

　　在具体适用中，留置送达面临如下问题：

　　（1）“同住成年家属”的规定限制了留置送达的情形。留置送达对于签收人的范围限于受送达人及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人范围过窄。实务中，许多同住成年家属与当事人一同外出，无法留置送达。而受送达人的其他近亲属（一般都住同一个村或组）在家中，由他们转交便于送达，但不符合“同住成年家属”的规定。虽然当前实务中许多法院在遇到上述情形时也是采用由近亲属转交的办法，但是在立法上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有的观点认为应将“年龄智力相当的未成年子女”列入留置送达的对象。笔者认为不妥，虽然年龄智力相当的未成年子女，与当事人必然有联系，便于转交。但这种“年龄智力相当”规定过于模糊，司法实践中不易把握。

　　（2）关于“住所”。公民以其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增大，离开原住地常年在外务工者数量庞大，大量公民的“住所”与实际所在地不一致，不适宜留置送达。仅就笔者所在辖区陈家白崖一村为例，外出务工占本村村民的57%，还有15%至20%的村民在村周围打工或经常外出，白天家中无人，甚至许多夜晚也经常不住家中，这种情形下无法进行留置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