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图书馆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


　　《北京市图书馆条例》已由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02年7月1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7月18日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发展与保障
　　第三章图书馆设置
　　第四章图书馆服务和读者权益保障
　　第五章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的公共图书馆及其他各类图书馆。
　　本条例所称图书馆，是指收集、整理、保存、开发、利用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微缩胶片、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等文献信息资源为读者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本条例所称公共图书馆，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兴办、面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
　　第三条　举办图书馆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累和传播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第四条　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图书馆工作，负责全市公共图书馆的统一管理，指导、协调其他各类图书馆工作。
　　区、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辖区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指导、协调本区、县其他各类图书馆工作。
　　本市教育、科技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学校图书馆、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类图书馆工作进行管理。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为发展图书馆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发展与保障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统筹协调，将图书馆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发展图书馆事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第七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
　　其他各类图书馆的举办者应当保障图书馆的正常业务经费。
　　图书馆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八条　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市图书馆发展规划和图书馆信息网络建设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区、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辖区情况，做好图书馆发展规划和图书馆信息网络建设方案的实施工作。
　　第九条　本市鼓励和扶持在社区、村兴办图书馆（室）。
　　区、县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应当以区、县公共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公共图书馆（室）为基础，采取多种扶持措施，加强社区、村内图书馆（室）的建设。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社区、村内图书馆（室）的业务指导。
　　第十条　本市鼓励学校、科学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室）向社会开放。
　　第十一条　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图书馆或者以捐赠资金、文献信息资料、设备等形式资助图书馆事业发展。捐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享受税收等优惠。
　　本市倡导志愿者参加图书馆（室）的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图书馆可以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通过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业务服务收取费用的，应当执行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示。
　　第十三条　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成立图书馆专家委员会，并应当就下列事项征询图书馆专家委员会的意见：
　　（一）图书馆的发展规划；
　　（二）图书馆的网络建设方案；
　　（三）图书馆的业务规程；
　　（四）涉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公共图书馆应当协助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对本地区图书馆的业务指导工作。
　　第十五条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促进图书馆行业组织建设。
　　图书馆行业组织应当按照其章程，实行行业自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接受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第三章　图书馆设置

　　第十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人口分布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设置公共图书馆。
　　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设置图书馆，应当按照各类图书馆设置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图书馆应当适应图书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管理和服务的需要，并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市公共图书馆的建筑面积应当达到20000平方米以上，阅览座位应当达到1200席以上；
　　（二）区公共图书馆的建筑面积应当达到5000平方米以上，阅览座位应当达到500席以上，县公共图书馆的建筑面积应当达到3000平方米以上，阅览座位应当达到300席以上；
　　（三）街道、乡镇公共图书馆（室）的建筑面积应当达到100平方米以上，阅览座位应当达到30席以上。
　　其他各类图书馆的布局、馆舍面积和阅览座位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侵占公共图书馆的馆舍、设施、设备和文献信息资料，不得改变图书馆馆舍的用途。
　　确因基本建设和城市改造需要占用公共图书馆用地和馆舍的，应当征求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标准予以重建。按照标准重建公共图书馆的面积超出拆迁面积的，超出部分的资金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十九条　图书馆的业务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图书馆的馆长应当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知识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
　　市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应当具有相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区、县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应当具有相应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二十条　图书馆应当根据图书馆事业发展和自身业务要求，定期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

　　第四章　图书馆服务和读者权益保障

　　第二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应当每天向读者开放，其中市公共图书馆每周的开放时间不少于70小时，区、县公共图书馆每周的开放时间不少于63小时。
　　少年儿童图书馆每周的开放时间不少于43小时。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生寒暑假期间，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8小时。
　　其他各类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按照各自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公共图书馆应当将本馆的服务对象、服务范围、开放时间等服务事项进行公示。因故变更开放时间或者闭馆的，至少应当提前3日进行公示。
　　第二十三条　图书馆应当为读者利用文献信息资源创造便利条件，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方便。
　　图书馆应当采取阅览、外借、流动借阅等多种方式为读者提供服务，提高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利用率，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第二十四条　图书馆应当根据读者需要设置读者目录，并逐步设置馆藏文献信息资源检索终端。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解答读者咨询，指导读者查找馆藏文献信息资料。
　　第二十五条　除国家规定禁止公开传播的文献信息资料外，图书馆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馆藏文献信息资料。对于善本、珍本和不宜外借的馆藏文献信息资料，可以本着保护的原则限制使用。
　　第二十六条　图书馆应当依法保护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七条　图书馆应当逐步配置计算机与网络设备，视听、缩微、复制设备，文献信息资源利用和保护等设备，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满足读者需要。
　　第二十八条　图书馆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读者推荐优秀作品，指导读者阅读。
　　提倡各类图书馆开设基层借阅点和开展送图书下乡活动。
　　第二十九条　读者在图书馆享有下列权利：
　　（一）免费进行书目检索；
　　（二）免费借阅图书、报刊；
　　（三）获得工作人员提供的关于利用馆藏和网络文献信息资源的指导；
　　（四）参加各种读书活动；
　　（五）向图书馆或者其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三十条　读者在图书馆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爱护馆藏文献信息资料和公共设施；
　　（二）按照规定日期归还所借馆藏文献信息资料，超过规定日期的，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滞还费；
　　（三）遵守图书馆有关维护公共秩序的规章制度。

　　第五章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第三十一条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共建共享。
　　第三十二条　本市的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应当以首都图书馆为依托，逐步构建现代化的图书文献信息资源收集、加工整序体系和服务体系。
　　第三十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应当参加以首都图书馆为信息网络中心的图书馆网络建设。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图书馆以及其他图书馆可以成为市图书馆网络的成员。
　　本市图书馆网络的成员单位应当建立分工协作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方向，逐步形成有特色的馆藏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第三十四条　本市有条　件的图书馆应当加强与国家图书馆和中央在京单位图书馆的联系，参加全国数字图书馆网络化建设，在文献信息资源的采购与交换、图书借阅、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主动开展协作和服务，逐步实现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第三十五条　图书馆应当不断完善、丰富馆藏文献信息资源。
　　公共图书馆入藏文献信息资料应当逐年增长，其中市公共图书馆年入藏文献信息资料不得少于10万册（件）；区公共图书馆年入藏文献信息资料不得少于2万册（件）；县公共图书馆年入藏文献信息资料不得少于1万册（件）；街道、乡镇公共图书馆（室）年入藏文献信息资料不得少于1000册（件）。
　　入藏文献信息资料应当兼顾纸质文献、电子文献和其他载体文献，兼顾文献载体和使用权的购买。
　　第三十六条　图书馆应当积极采用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基础的自动化管理技术，有步骤地实现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不断拓展虚拟馆藏资源。
　　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建设必须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
　　第三十七条　文献信息资源的分类、编目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图书馆应当逐步建立文献信息资源目录数据库，实现计算机联网和目录的联合检索。
　　第三十八条　图书馆应当做好文献信息资料的保护工作，配备防火、防盗、防潮、防有害生物等必要设施，建立和落实有关的安全管理制度。
　　第三十九条　图书馆应当定期做好馆藏文献信息资料的清理、剔旧工作。被剔除的文献信息资料要进行登记，有利用价值的，可以在图书馆之间调配使用。
　　第四十条　首都图书馆是本市出版物版本的收藏单位。出版单位应当在公开出版物发行后2个月内，向首都图书馆送缴两套出版物。
　　首都图书馆应当在接到出版物之后进行公开展陈，展陈时间不得少于2个月。
　　第四十一条　鼓励本市图书馆按照有关规定与国内、外图书馆开展文献信息资源的交换业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图书馆上级主管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向读者开放或者任意限定借阅范围的；
　　（二）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三）擅自向读者收取费用的；
　　（四）其他不履行图书馆服务要求或者损害读者权益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挪用公共图书馆业务经费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坏或者侵占公共图书馆的馆舍、设施、设备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遗失、损坏或者侵占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料，不能归还原版本式样的，应当按照重置价格予以赔偿，无法重置的，应当按照文献信息资料的价值予以赔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并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改变或者部分改变公共图书馆馆舍用途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SARS疫情对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影响

厦门大学2001级在职法律硕士班18号　　林如碧

　　
前言
二00三年的上半年，人类处于一种少有的恐慌之中，一种未知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SARS病毒席卷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虽然它的发病区以亚洲国家及美洲的加拿大为主，但由于其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配合以现代社会的高融通、高流动性，致使各国均感受到了压力。面对人类共同的天敌，面对威胁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危险，人类再次展现了其做为地球主人的力量，再次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国与国、人与人的分界已模糊，各国人民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病原体，以高度团队的精神去发现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今，严重的疫情已经暂时过去，但疫情的发生原因尚未明确，SARS病毒的防治的方法在研究之中，它仍将是一个潜伏的、危险性极强的人类杀手；同时，人类也认识到，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为人类天敌的病毒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有序和可持续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同时也在为人类共同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在各国发展尤其是地球资源的利用管理上，全球全作的原则越来越突出，地球及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这些要求涉及到共享共管国际资源、全球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则恰恰是国际环境所要体现的，因此可以说，SARS疫情过后的人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软法”??当今国际环境法重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的热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首先，地球是一个总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分国界的，“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形成，环境治理已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来进行，因为一个国家不仅具有思想上利已的局限性，而且从技术操作上，环境问题大多是超国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自行解决的，比如越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已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不仅与国际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更加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际环境合作自然成为热点问题，而与之相适应，国际环境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正是其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然具有全球性以及生态性，就是国际环境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突出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目的在于谋求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理念是有所区别的，而其法律价值理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法律表现形式上有其重要的特征，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环境法立法的这一趋势，那就是，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渊源呈现出“软法”特征。
我们知道，所谓“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其之所谓“软”，主要体现在立法效力、司法效力以及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立法上，软法的制订者不是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而是由国际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制订的；法律执行度上，软法本身不是法，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被有关国家或其立法机关接受作为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在稳定性上，软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虽然是软法，但也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可能随时通过这些国家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一跃成为硬法。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之初，就体现了环境保护国际化和全球化，它的共享共管全球共同资源原则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客观上环境保护国际法，要求有完善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国际环境法，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国家环境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表现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和公有地区环境的前提下，依自己的政策开发环境资源。因此，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有冲突和矛盾。而且环境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环境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的协调致使国际环境法呈现出软法趋势。
首先，国际条约朝着“框架公约”的方向发展，国际公约是各国能过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形成国际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法，从而使各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形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国自身的局限性，很难让它真正意识到小我与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环境条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例如，在国际合作臭氧层方面，1985年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之后在1987年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附件等。
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建议、决议、行动计划等，更加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当前表现形式的软法特征。
国际环境法发展保护的国际化要求与各国环境主权之间本身的冲突，以及各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守护，致使国际环境法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软法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所保护全人类利益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软法的形成组织及形成过程中，虽然往往体现为框架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决议和行动计划，但国际组织各成员的相互制约、一国的不信守可能招致的后果也使得各国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国内环境法律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软法所体现的精神、原则，以使国内法律逐步向国际环境法的要求靠拢，最终走向趋同。

二、由“软法”走向“硬法”??SARS疫情为国际环境法提供的发展契机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增多，国际合作范围从贸易到投资领域日益广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生态问题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就是生态的全球化，许多环境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国对环境认识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承担可能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上的暂时缺失，使得各国不愿将国际环境保护全部的国际化，更加上各国内部各地方的地方利益的驱使，使得国际环境保护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全人类大我利益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小我利益存在冲突，以及滥用环境资源所获得的短期、可预见的效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环境法保护目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下出现了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本次SARS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地球人展现了不规范利用环境资源的后果，关注短期利益而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并不是遥遥无期，停留于口头和字面的预测，而是近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狠。而面对人类共同敌人，国际社会的合作能力则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合作、各国协作的力量。应该说，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国际化的要求，而此次的事件，则是人类与共同敌人的一次正面抗争，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也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和强大，更使人们逐步思考和接受如何在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承担各自更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环境由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国及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在国际环境主权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冲突协调、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化、发挥国际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应进行全方面的思考，从而使国际环境法具有可操作性、要执行性，以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资源利用。
第一、 国家环境主权的让渡及其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
生态全球化的冲击，首先的表现就是对国际环境主权的削弱，环境资源已不能单
纯的理解为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资源的可流动性及相互联系使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共享共管的特性，而作为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其国家环境主权必须进行让渡。首先，对内各国需缩小国家主权权限以尽生态环境国际义务，比如，各国需按不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汽油用量等等。 这些本是一国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但在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显然这些公共管理权限需进行让渡；其次，各国应服从国际组织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比如，对于联合国有关对环境资源的认定和管理，各国应予以遵守（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下文将详述）；另外，资源的共享共管不体现为各国间共享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此点在此次SARS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开创了国际合作的先例，正是各国间不计利益，将自身研究的成果及时公告，共同享有，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了病原体，并且不计门户，多种方法并施，才较快地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共同应付此类事件上提供了成功的先例。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不仅要求各国对自身的环境主权予以部分的让渡，而且还可能会使主权的国家保护及其领土的安全提出挑战，比如，越境生态问题。因此，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下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必须的，但在国际社会仍体现为各国家成员为主体的平权社会、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主权让渡的度，如何协调主权行使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成为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此需求的引导下，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法律来解决各国间以及各国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成为必然的协调手段。
第二、 各国国内环境法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趋同化。
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和不愿舍弃的思想，使得
国际环境法多表现为软法的形式，软法虽然没有协定、公约法的约束力，但它毕竟也是各国同意和认可的，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的立法产生影响，大量的建议、宣言、行动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而这些文件的形成，体现了各国意志的协调，仅仅是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但它们的形成和长期适用，使得其中的诸多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并为国际条约及国内法采用，有的则促进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应该讲，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环境软法的形成，正是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认识上不断提升的体现，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的要求，只是囿于国际造法的形式，国际义务与国家权利的协调等问题尚未形成国际法，但各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体现的环境法原则、理念体现在自己国内的立法当中，而做为地球村的一员，各国是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更何况环境本身所固的整体性。保护大我既是保护小我，没有了地球这个大我，各国的小我也即难以维系，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要求法律保护的统一性，因此，在尚难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前进的重要一步。随着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不断趋同，不仅在环境保护立法的原则上各国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方法、各国间的协调等方面逐步一致，则使得当前的国际环境软法逐步成为硬法。
第三、 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全球各成员国共同协调，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
割据状态，不利于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国际组织才成为各国间协调问题的最佳场所，同时，国际组织通过各国间权利让渡所获得的管理权则使得国际问题在国际层面解决更成为可能。此次SARS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各国关系协调上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堪称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充分肯定。对于国际环境的保护和立法，联合国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环境法发展的原则奠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另外，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通过其他国际合作领域对环境的要求，使得各国在获得公约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与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方面形成了国际法，并使成员国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可，包括各组织日益完善的议事程序，均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

小结
　　如同哥伦比斯和沃尔夫在《权力与正义》一书讲的那样：“在这个工业产值被视为国家政治权力中一项重大要素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应期望政府会自愿地限制本国的生产率、除非本国公民大规模中毒，或者本国领土资源等威胁迫在眉睫，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刺激建立全球制度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向更多地导致国际（也可能是超国家的）调整方向发展。”此次SARS疫情，使得各国人民均认识到大规模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认识到环境保护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国际环境法应该抓住这次疫情对全人类理念和各国政府管理理念的冲击得到发展。